假释，在刑法理论上，是指对服刑人的附条件释放。假释与减刑是我国刑法制度的重要内容，对服刑人的改造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按照法意，假释的条件应当比减刑要宽缓，即多数服刑人在服刑期间，能获得假释，少数服刑人才能得到减刑。可是，现实的状况给刑法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：和立法原义恰恰相反，是多数服刑人能减刑，而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假释。有数据为证：在一个省，罪犯的假释率2000年为2.44%，2001年为1.94%。
其实，假释制度是刑罚制度日益谦抑、宽缓的必然产物，是国际范围内非犯罪化、非刑罚化、非监禁化的趋势使然，是在监禁刑替代了生命刑、肉刑之后的人类更加文明、更加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方式，这深刻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、进步的脚步。
在日本，罪犯的假释比例为56.8%，其中，初犯者为80.4%，6次以上入狱者为31.9%（1993年）；在美国，罪犯的假释比例为72%（1993年，）；在加拿大，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6.2%（1992-1993年）；在瑞典，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3%（1993-1994年）；在瑞士，罪犯只要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，从理论上说，都可以获得假释。
假释的根本的意义是维护社会正义。过去，我们说到刑法的正义，往往停留在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上，以为，通过惩罚，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，这就是维护了社会的正义。这当然是重要的。并且今后也主要是通过惩治犯罪，去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。然而，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告诉我们，惩治犯罪并不是正义的全部含义。正义，同样包括保障犯罪分子、乃至服刑人的合法权益。在法学界，公认的理念是：刑罚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。同理，保障服刑人的权利，就成为我们推进法治国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。甚至，监狱对服刑人权利保障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准的标尺。
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概念是，假释是服刑人的权利，而不是监狱对服刑人的奖励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观念中一直把假释作为监狱对表现好的服刑人奖励对待的。所以，即使服刑人的表现达到了假释的条件，我们也不会提起启动假释的程序。这就出现了许多服刑人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假释的，而得不到假释的情况的大量发生。很显然，服刑人可以假释，而无法获得假释，这就使假释所体现的社会正义不能得到落实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服刑人经过改造，有了悔改表现，剩余刑期本不需要在监狱继续度过，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，使服刑人的权利得不到完全的实现，而不得不继续在监狱服刑。这使得法律为服刑人设定的权利无法满足。这种状况，对服刑人来说就是缺乏正义的表现。
当然，假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。
核心的意义是“提高罪犯改造质量”。监狱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改造罪犯，这是当代社会监狱工作的核心价值。这不仅是社会分工使然，也是监狱作为社会公共安全机关的唯一职能。监狱工作社会化，其基本的要求就是最大限度的使罪犯适应社会，成为守法公民。它的机制是：尽可能的让罪犯与社会接触（全情景接触、零距离接触、无障碍接触），尽可能减小与正常社会生活的隔膜，避免形成“监狱人”的人格。
基础的意义是提高监狱工作的效率。监狱工作职能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的，“刑罚是不得已的恶”，是暂时无法禁止的恶。正因为如此，应当使监禁最小化。再者，监狱作为一种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资源，总是有限的。这就决定了监狱应当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改造的罪犯上，通过提高效率和工作运行质量，将服刑人中的“关键的少数”改造好。
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监狱工作的经济性。监狱的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。在美国，一个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.5万美元；在英国，为2.77万英镑；在西班牙，为1.38万欧元。即使在我国，一个罪犯一年的综合开支大约要1.5万元。可惜的是，社会各界对监狱的成本很少顾及，民众的普遍心理是在“重刑主义”的惯性下的几欲“置之死地”而后快的情绪宣泄。
